用针在眼球上手术时他们憋气不敢呼吸

张黎在特大暴雨突袭的清晨发了一条朋友圈:大清早,大街上,众目睽睽下摔了个结实的大扑爬,请问你第一反应会干嘛?然后她自己评论:赶紧看看周围有无熟人,装作若无其事爬起来离开。

70后教授,儿童(青少年)眼疾专家,像个中年美少女战士,就这样在摔爬中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张黎是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眼科医生。

眼科的门诊日常是这样的:重医5楼侧翼的一个三角地带,空地不足一百平米,候诊的患者像站在高峰的轻轨车厢,教授们的助手要使用扩音器引导,即使这样还要尖起耳朵听。

张黎的诊室是个儿童乐园。这一代的娃娃大多都是放飞了天性的,说是来看病,有的冲到裂隙灯(一种检查仪器)前自己扮演医生,喊妈妈来扮演病人;有的抢过张黎的电筒笔直接往嘴里塞,有的踮起脚把玩具鸭子放在张黎脑袋上,玩疯了的抓起她的图章往病历和处方上乱盖……

张黎带了5个研究生,全是女孩,一次门诊要来两三个当助手,帮忙按住这些娃。“妹妹别动了,再动打针了哈!”“你这里没得针,我不怕!”张黎回头给研究生做了个鬼脸:“又搞忘记拿一个大针管来摆起了。”

会不会烦?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孩子,其实意思是爱自己的孩子。张黎不是,她的志愿是儿科,在儿童医院实习一个月瘦了15斤,研究生志愿被父亲改成了眼科。真爱的力量会搭梯穿墙翻山越海,即使到了眼科,她依然把自己主要方向定到儿童眼疾。“儿童的眼睛是能看到未来的眼睛。”

爱是耐心。一个9岁男孩,因为恐惧大闹手术室,要求所有人退后到一米以外,又抓又咬,骂了一个小时脏线个医护人员去按他,麻醉呼吸面罩数次崩开,弄得大口喘气的医生吸了都晕乎乎的。“他的脏话也是学的周围,学的大人。不然呢?我们冲出去手撕熊家长?”她想了一下这个场景,自己笑了,又说“我的手珍贵,不撕。”

孩子们的回报是高糖。长期随访的小患者,来的时候会叮嘱妈妈把礼物放在书包里,带给张阿姨。礼物有时候是一块巧克力,有时候是一张手工小卡片:“阿姨涂了红嘴皮的……”“阿姨穿的是新凉鞋……”张黎觉得这是儿童的亲近和喜欢,没有套路,不矫饰,他们的敏感来自生命的本能,最初的那种明亮。

一个14岁的女孩,有先天性心脏病,脊柱侧弯,又斜视,眼睑下垂。脊柱问题导致她看起来身体很短,矮小,眼疾又让她面容受损,特别苍老。女孩自卑,不看人,不说话。父母和哥哥都是健全人,都全力配合治疗。

张黎要做的是斜视和眼睑下垂矫正手术,但女孩的身体情况容易在手术中并发恶性高热,致死率极高,全国仅有几家医院有特效抢救药。麻醉医生评估后很犹豫,张黎也很犹豫。患者家属全部了解后,很认真地请求:“无论什么情况,我们完全相信医生,她不能一辈子这样……”

“那个时候是觉得对方把一个世界都放你手上了……上天不爱的孩子,我们来爱吧。”

这是大年三十前最后一台手术,彩灯把整个医学院路照得五颜六色。手术结束的时候,张黎在走廊里深深吸了一口气,该回家了,这个时候她特别想念儿子,13岁,已经比她高。

她手机里至今存着女孩术前术后的不同照片,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,术后这一个,将开启一种“正常”的生活,能够正眼看人,说话。

张黎不怎么流泪,眼科离死亡稍远,对人心的撕扯不那么剧烈。最近一次流泪是跟另一位妈妈在一起。5岁的男孩,只有微弱的视力。一点点光感,模糊的影子,就是他的全世界。张黎是男孩母亲最后的稻草。

男孩的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:牵牛花综合征。他的眼底形态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。这是一种先天性发育异常,目前无法治疗。张黎能做的,也只是尽力保住他残存的视力,不引起其他并发症。

男孩的母亲听完,好几秒钟没有动,无论有多少心理建设,那个终极答案来临时对人重击丝毫不会减轻。接近于失明的孩子会有认知障碍,看不见,没有参照,特别容易烦躁,防备他人。这将是孩子的未来,长至一生,他的眼底都盛开着牵牛花。

母亲转身出了诊室,在一个小角落里背对着人哭,无声无息,眼泪止不住。张黎追出去,站在她身旁,陪她一阵,跟她说:这不是你的错,不要自责。孩子的先天性疾病,对母亲的打击是弥漫终生的钝痛: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,让孩子受这样的罪。

眼科手术是针尖芭蕾,人体最精细的手术,毫厘之差,就是患者视线里的千里之别。

这一天上午的手术是一个5岁女孩斜视矫正,女孩一进准备间就慌了,哭,张黎跟她聊小猪佩奇,熊大熊二,她反复只问一句话:得不得把眼睛摘下来?张黎最后只有说服手术室同事,允许爸爸消毒后抱着女儿进入手术室麻醉。

沉睡的女孩长长的睫毛弯在空中,张黎端详一下,赞了声美。她握一握女孩的手,发现手心有汗,轻轻撤去她身上的小被子。

幼儿斜视手术只能全麻,难在医生无法因人而异进行术中调整,人不是机器,每个人都不同,医生是一种“盲打”,全凭经验确定眼肌的手术量。

手术开始的时候,张黎要向助手提问各种数据,要求她们自己过脑设计,不断复习,教学示范。逐渐声音越来越小,站在医生旁边相距半米也听不见交谈内容。她和助手额头顶着额头轻声说。针像孩子睫毛那样细细弯弯,线细到像婴儿头上的一根绒毛。

人的眼球最薄的地方以微米计,医生要用针把线固定在上面,还不能扎穿。最关键的时刻,张黎吸一口气,然后憋住,不呼吸,气流会改变针尖的落点。没有人说话,麻醉医生和护士都停止走动,手术室变成二维的静止画面。

另一台手术是个大学男生,只做眼周局部麻醉,他很紧张。开眼器把眼睑支撑开,灯光直接打在眼球上,男生喊不舒服,张黎轻轻用纱布遮住。不锈钢的止血钳反光,男生还在说不舒服,张黎开始分散他注意力:“是的,器械应该做成哑光的,你看医生口红都用哑光……这个手术啊,我们眼科医生自己做都要全麻,你真是了不起……”实际上没有任何眼科医生会有立体视问题需要手术。男生信了,回答说我也觉得我很勇敢。

缝合前,她让男生坐直,站到他前方:“你看现在有几个我?”“两个,啊,不,现在只有一个了。”

张黎最头痛的孩子不是患者,是她的研究生,高兴的时候,她称这群女孩“我的小仙女们”,生气的时候,喊她们“我的熊孩子们”。

11楼的眼科医生办公室,早上8点开始,人影都忙到糊掉,通讯基本靠喊。张黎惊叫一声:“你们是在挖坑埋我吗?”今天是上一批病历提交的最后一天,超时医生会受处罚。眼科周转快,病人两三天出院,最少的病历也有20多页,多的70多页。张黎必须要一页页检查、签字,但前期的复印、基本填写、整理需要助手先完成。

小仙女们拖延了,此时发现大事不妙,都在“嘻嘻”,用手给她作扇风状,张黎翻了个白眼,抓紧分秒签。40分钟后,她必须到达手术室,全套人马在等着手术开台。

她只睡了两个多小时。当天凌晨1点20飞机落地,早上7点50到医院,上午忙完,午休时间她要给小仙女们上研讨课:就在门诊诊室里,叫上外卖,边吃边讲,每个研究生轮流讲自己的论文,或者几个疑难病例分析。“我今天专门喝了咖啡对付熊孩子,战斗力爆表!”女孩们一起说:“早知道我们也应该喝一杯来对付老师。”

平常的日子张黎每天晚上12点半睡,早上闹钟定在6点35,2分钟洗漱,5分钟吃早餐,1分钟画口红,7点43分,她必须准时到达重医(2)号楼电梯下面排队,7点50前到达科室。每一分钟都卡死。她在美国费城全球排名第二的威尔士眼科医院学习时,周四的例会在早上6点45,6点半,老教授已经打好领带穿戴整齐坐在电脑前边回邮件边等待医生们。

大浪淘沙,职业会精准地挑选出适合它的人。她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被挑选出来,“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。”所以她总在自责不够严厉:“人很难主动走艰险的路,走窄门,为师者应该有拿起鞭子的硬心肠……我,差一点点。”

张黎的丈夫也是眼科医生。冬天的时候,一场大病来得比寒风更冷。一次常规的检查,丈夫发现肺部有小结节。学医的人能看懂各种指征,这是跟普通患者唯一的区别。如何面对疾病,只取决于人自己。

他们决定做手术。手术那天,张黎一个人在走廊上等,她熟悉手术室的每一寸空间,知道器械和耗材摆放的位置,但这次她只能在外面等。这辈子最长的几个小时,每隔一分钟都要看看手机,几点了,几分了。

摘除的标本经过冰冻病检,医生第一时间告诉了她。医生问给不给病人说,张黎心里很乱,一个妻子的慌乱迅速被一个职业医生的理性按下去,她稳了几秒说:“要告诉他,他也是医生。”

眼泪在丈夫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瞬间奔流而出,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,开胸之后虚弱,苍白,那个平时给病人做手术像巨人一样坚定有力的医生,突然间那么弱小。张黎觉得心揪得疼,喘不过气的疼。她握住他的手,麻药没有完全过去,他用了很大力量轻轻说,做了,就好了。

这个做完开胸手术的病人,两周以后,伤口还没有愈合,又上了手术台,他去给患者做眼科手术。

张黎生气,吵,没用。“从最自我的角度出发,工作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,你经常抱怨,累,苦,烦,但是突然把它从你的生活撤离,你整个人就像被抽空,它已经长成你的一部分,是被验证的时候才会发现的一种意义。想想我,也就理解了他。”

Related Post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